整体上这本书还不错，以财政角度来分析历代王朝的兴衰，尤其分析财政收支影响皇帝政策走向的部分，很引人入胜，思路很新颖。但我觉得前言部分的结论不对，三个点，全世界都有其中两个点，这并不能说明这三点是导致漫长历史上我们一直在封建王朝里反复的原因。至于土地公有制，反正私有制也解决不了问题，公有制只是另一个尝试的方案。
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的王朝了，从汉、唐、宋以及明朝，都有很多重复的历史和特点，王朝的兴衰都是类似的，简直是循环播放，但到了清朝开始不一样了，比如乾隆比康熙时期人口增长十倍，财政非常健康，经济大发展，国库丰盈，即使鸦片战争也影响不到财政的平衡，白莲教和天平天国之后，清朝财政依然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影响清朝的转折点，居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赔款是其一，更多的是内部接受不了败给日本的事实，开始要求革新，革新失败则要求革命。
作者在书里的分析过程和总结，对现代社会有一些帮助，但不能拿着汉朝的历史来反推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也会遵循汉、唐、宋、明朝的历史去演进，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也是我认为作者在前言里给的结论不对的原因。
用作者本书后期对清朝的分析就可以打败前面对汉朝分析的结论。
前言
1.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2.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创建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3.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创建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4.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创建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汉代创建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创建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汉武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挤压商人阶层，令民间的商业受损。也正是在这时，几位在商业中发过大财的商人摸准了风向，弃商从政，适时地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利用他们熟练的商业技巧，帮助皇帝敛财。
在任何一个政治侵蚀民间经济的时代，总会有一批原本成长于民间的商人把准了脉，跳出来要求被政府收编，希望用财产换取政府的保护，并在保护伞下谋取更大的发展。
在武帝统治初期，汉代几乎是小政府的典范：土地实行私有制，人们只需缴纳很轻的土地税。政府开支不大，人头税时常减免。其他自然资源也由私人开采，皇室抽取一定的税。整个官僚阶层规模不大，养官成本很低。同时，官员的职责主要在于收税和维持地方治安，不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
到后来，各种官吏、奴婢的数量大增，都要靠政府供养。在武帝统治初期，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经过无休止的改革后，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单单养官一项的财政负担已经翻了好几倍。这些钱都转化为民间的经济负担。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各种官吏霸占市场，成为经济的大玩家。
在日后的历史中，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权力的内廷化。当皇帝觉得现有的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对他形成羁绊时，就会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机构来掌管权力。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官僚机构的烦冗，甚至成为整个王朝的绝症。
虽然每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被财政制度本身拖垮。或者说，最终不管如何努力，不断扩张的政府财政还是要拖垮经济，将整个社会变得脆弱不堪，这时候，一个小错就会导致全盘的解体。这就好像癌症一样，到后期，当肌体被癌细胞侵蚀，任何的小毛病都将导致健康的崩溃。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第一章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
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创建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相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争锋。在刘邦要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则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国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强大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应付六国的正规军，却无法抗衡起义者的杂牌军呢？
问题仍然出在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同样的困局上：为武力征服而创建的财政制度无法及时地转换成政治征服的工具。表面上看，秦代在全国创建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但郡县官员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安抚地方人民，创建起让人民内心认同的统治基础。
统一后，巨大的战争财政消耗还在继续，集权制官僚们还在按照战时的模式从民间榨取利润，民间无法重建社会经济。更严酷的高压态势也迫使皇帝从民间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来保持统治阶层的忠心。
更重要的是，本来六国的民间经济要更加自由一些，秦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六国，给六国的经济也戴上了紧箍，加入到战时经济之中。 而秦国庞大的人员组织能力也在继续发挥著作用，将军们失去了对手，只好将武力强加给异族，并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整个帝国在战时经济中消耗巨大，却没有人能够将这架战争机器停下。 最后，这架机器终于失控。庞大的帝国死于自己的制度。中国人第一次尝到了中央帝国带来的巨大的统一成本。
所谓楚汉相争，就意味着到底是项羽的“诸侯加霸王”模式，还是刘邦梦想中的“中央帝国”模式能够胜出的斗争了。
按照古人的观念，如果没有战争和灾荒的侵扰，连年丰收，人们劳作三年，就能够积攒下一年的余粮。当丰收了九个年头，积攒下三年余粮，就称为“登”，意味着五谷丰登；如果好年景维持了十八个年头，有了六年的余粮，就称为“平”，意味着和平稳定；如果积攒了九年的余粮，就称为“泰平”。所以天下太平需要二十七年的和平时光才能获得。
虽然，文帝的免税政策值得欢呼，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帝的政策是一种妥协式的权宜之计。正规税收收不上来，就干脆放弃建设税收制度，通过卖爵获得收入。由于当时恰好处于财政紧缩时期与和平时期，政府不需要太多的花费，所以这种做法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国家出现了动荡，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征税工具，势必会遭受剧烈的打击。
文帝不建设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靠的不仅是他的执政能力，还有机遇。 他的做法带着很大的赌博成分。他在位时，北方的匈奴和内部的诸侯王都处于蓄势的时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两个地雷只要有一个提前爆炸，就可能摧毁文帝脆弱的财政系统，使中央政府重回混乱。
不过，幸运的是，文帝执政时期，正是社会的恢复期，人们不想打仗；而汉高祖的子孙们由于对高祖的记忆还没有模煳，尚且没有叛乱的决心。文帝仁慈地对待每一个诸侯，使得他们也没有叛乱的必要。至于匈奴一方，文帝的和亲政策和贸易政策也足够明智，没有像武帝那样主动挑衅。文帝谦恭仁慈的性格和与世无争的心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文帝时期，政府的财政支出达到最小。
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对于汉代的大臣们而言，在文帝之前，帝国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安定，甚至人们不知道这个帝国是否已经真的创建起来，还是又如同秦帝国那样，最终会变成镜花水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虽然最为关键的财政地雷还没有拆除，但帝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逐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人们已经学会了站在帝国的本位上来考虑解决办法，而不是试图再次推倒重建。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斯密曾经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余一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
文帝时期，由于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防开支很少，养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钱都可以留在民间，促进经济发展。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由于景帝已经是高祖的孙子辈，与同姓王侯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诸侯们不像尊敬文帝那样尊敬他。景帝的性格也并不招人喜欢，他心胸狭小、优柔寡断，又缺乏担当。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赞同黄老之术的人更注重经济发展，而赞同儒家的人则偏爱政治稳定，两者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汉代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然而两个人的观点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贾谊希望通过严格的等级规则来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中央权威；晁错则除了儒家外，还采用了一套法家的方法，不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只考虑手段是否管用，直接对诸侯采取行动。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之后，董仲舒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的同样是这个办法：通过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七国之乱九年之后，汉景帝推出了改革措施，剥夺了诸侯治理国家的权力，而诸侯国的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侯国内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别是矿产税收的官员。少府被裁撤，意味着皇帝已经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从此以后，诸侯国除了从规定的封地收取粮食之外，没有了其他的收入，也就很难造反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增加了矿产收入，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御史大夫、廷尉等监察、司法官员的裁撤，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官员了。皇帝将中央政府的监察权的触角伸进了诸侯国内。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在这项法令之前，诸侯王死去后，他的继承人将继承完整的诸侯国，而其他子孙一无所有。但《推恩令》允许诸侯将封地分封给不同的子孙。大的诸侯国慢慢地分隔成小国，无力与中央抗衡。 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趋近完善。皇帝的官员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创建起更加正规的财政制度。
如果说，文帝时期经济发展的硕果还只集中于民间，而政府一直受困于财政问题的话，到了景帝时期，民间越来越富裕，通过税收，政府已经将仓库全部填满。皇室财政收入也由于收回了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税，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汉代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在于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地解决。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当年的战国和分封都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希望回到从前。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
汉武帝除了创建国有企业，还创建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也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创建，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但如果仔细研究，其实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在帝国创建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死穴逐渐地暴露出来：无论皇帝如何小心翼翼，帝国的财政扩张最终都会摧毁健康的民间经济。不管帝国的前期经济表现如何好，它的制度却总是在慢慢地变坏，直到崩溃。无论何人想把时间停下，维持在帝国前期，都是办不到的。之所以这样，还是集权制度本身的问题。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却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喜欢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状态。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财政勐然扩张、经济勐然失速的情况，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 所以，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积越大，埋下灭亡的种子。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所以，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积越大，埋下灭亡的种子。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具体到汉武帝，则是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凌驾于民间经济之上的巨大负担。
在大一统国家，无论是汉，还是后来的唐、宋和明、清，战争成本都是历代集权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担。战争时期，政府的花费数倍、数十倍于和平时期，政府的财政骤然恶化。
但是，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权国家经济恢复，就会有人鼓吹战争，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人们只把这种鼓吹当作是疯子的言论，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这种言论就能够打动执政者，又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了疯狂的冒险。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
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在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却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的国有企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垄断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这些收入最终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
这些税虽然沉重，却是隐性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民不需要直接缴税，但是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或者利用铸币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农民手中把财富抽走。这种做法隐蔽、高效、来钱快。这也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秘密所在。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段罕见的时期，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就是汉初。
公元2012年，中国社会再次迎来一个期盼改革的高峰时期。 这次呼唤改革的运动与领导人的换届同时发生。人们对新一任领导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期待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 在人们期待的改革清单中，国企改革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人们希望国企退出所有垄断性行业，将资源留给民营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从汉代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卿，都是一个拥有独断权力的诸侯，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比如，上一届中央政府调控了十年房价，却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并不想调控房价。因为一调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出现大幅度下滑，而地方官员也没有办法从中渔利了。所以，每一个地方官员一边跟着中央唱高调，一边在私下里挖墙脚搞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却很难抓住具体的把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煳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大得超乎想象。 除了地方政府，各个中央部委也从中谋取私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很少越出红墙之外。
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集权体制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西汉帝国后期，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并非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不认同。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随着盐铁等最具前景的工业的国有化，人们除了种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虽然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因为缺乏发展前景，人们心中的不满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选任范围更加窄小，挑选范围集中于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势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变得更加狭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加深，与商人的勾结越来越严重，社会结块现象明显，大家族出现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变得更加稀少。
当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乱套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是，王莽没有想到一点：不管是谁，在什么时代，在执行全局性的改革过程中，仅仅依靠下达法令是不行的。在如此广大的疆土内，如果缺乏有条不紊的规划，以及巨大的执行力，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走到这一步，王莽的改革已经卷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旋涡。财政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让政府更加致力于搜刮，到最后政府无力镇压动荡。他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个政府不仅无能，而且很庞大。军事官员、财政官员、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层层叠叠，每一个官员都想着如何守住地盘，防止别人侵犯自己的领域。从政府调拨来的经费成了各个官员口中的肥肉，你争我夺，却忘了敌人就在眼前。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财政竞争
西晋创建后，曾经试图进行平均化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晋代继承了从汉到魏的庞大遗产，社会结构已经固化，改革很快就夭折了。
南朝时期，政府的头等大事是清查税源。由于大批的人都依附于豪族，变成了非纳税户，而大量的土地都成了豪族的免税田，南朝各代皇帝不断清查户籍和土地，却从来没有查清过，税收也不断萎缩。因此，南朝被行政效率更高的北朝所超过、灭亡。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哪怕如司马炎这样有心改革的人，最终也会发现一切只是徒劳而已。
司马炎推行土地改革立即遇到了新的问题。 他的改革试图覆盖全国，但有可能推行的只局限在北方曹魏控制的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经历的战乱最多，大量的人口变成了流民，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土地多次易主，已经不可能恢复汉代的土地权属关系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统一规划，进行分配。
而蜀汉和东吴，由于继承了东汉时期的土地权属关系，每一片土地都是有主的。晋代虽然征服了这些土地，却没有能力改变土地权属关系，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所以，晋武帝的土地改革在江东和四川等地都无法进行推广。就算在北方，土地改革进行得也不顺利。
晋武帝司马炎的政权是禅让得来的，所以，他不得不对官僚世族做出妥协，在他看似完美的改革纲领里开了不少后门。于是，除了规定普通人按照男子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分配土地外，王公大臣的土地并不需要遵守这个数字。对于官僚，晋武帝有另一套规定：晋朝的官员按照职位和考核分为九品，第一品官员可以占田五十顷，也就是五千亩。以后每品官员递减五顷，第九品可以占田十顷，也就是一千亩。
官员不仅可以比普通人多占几十倍的土地，他们的土地还都是免税的。同时，官员的亲属的土地也都是免税的，最多可以包括九族，最少也有三代。除了亲属之外，官员还可以庇护一定数量的佃客（农业）和衣食客（佣人）。比如第一品官员可以拥有五十户佃客、三户衣食客。
在法律上，晋朝就把人分成了至少三个阶层：一是不需要纳税的官僚世族阶层；二是不需要纳税的“客户”阶层，也就是佃客和衣食客等；三是纳税的普通人。
官僚世族阶层的人数是有限的，但他们却可以拥有众多的“客户”阶层。当“客户”阶层人数一多，纳税的人就会大幅度减少。 晋武帝虽然向官僚世族做了让步，
让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和“客户”，但只要数量不超过限制，政府还是拥有足够数量的纳税人的。 但是，由于晋朝政府权威不足，不能将法律贯彻实施，限田数量变成了虚设，国家的纳税人口就越来越少了。
由于禅让得来的权威不足，晋武帝还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大肆分封司马氏的诸侯王。希望通过家族势力来镇服各地的世族，维持晋祚。然而却事与愿违，这些诸侯王不仅没有帮助皇帝维持帝国的秩序，反而利用中央政府的疲弱，卷入了明争暗斗。
皇权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东晋本身就是一个客居的政权。它是在原本东吴的地盘上创建起来的，甚至连东吴的社会结构都没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战乱，晋元帝仓皇南逃，东晋只不过是他创建的流亡政权。
更麻烦的是，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士族的壮大，东晋的税收问题再次体现了出来。由于豪族占田太多，剩下的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整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土断七年后，宋武帝刘裕废除了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己当上了皇帝。由此开场的禅让大戏在南朝越来越狭小的区域内一次次上演。
公元485年，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由于南齐前后两代君主提倡节约，与北方的北魏休战维持和平，武帝期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时期。——南朝
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就是一种落后和野蛮的制度。士族依靠出身就可以不缴税、享有特权，而普通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进入那个特权圈子。那些冒籍的人虽然目的是为了获得特权，却也明显带着对这种制度的怨恨。
唐宇之的叛乱也显示出南朝制度的复杂性。与东晋相比，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了政权。 从出身来看，他们并不喜欢士族豪门，这些豪门把持着社会资源，却不给政府纳税，处处以特权为荣。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士族，因为那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
于是，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被认为是一代明主，他打击地方豪族势力，试图使皇朝的财政正规化，从寒门中选拔官员，整理全国户籍，这一切使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上升期，也使得刘宋的皇帝都可以在较为宽裕的财政状况下执政。
从秦到南朝，帝国的财政系统一直保持着延续性。秦代和汉代初期是试验期，几位皇帝在试着创建一种新式的庞大帝国。在以前，人们甚至不敢想象能在这么大的疆域内维持统一和繁荣。但经过几代人的尝试，到汉景帝时期，帝国不仅存在，而且繁荣。
然而武帝却发现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巨大缺陷：当产生战争等大的开支项目时，帝国的财政无法支持如此庞大的开销。他试图引入一套国有垄断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奏效了，却给帝国带来了更致命的新问题。由于垄断体系的约束，社会永远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官僚体系在参与了经济的具体运行后，社会经济变得庞杂和混乱。当权力与经济勾结时，社会的结块和硬化再次损害了帝国的财政。
王莽试图解决社会的结块问题，他想利用皇家权力，强行击碎社会结块，却只击碎了他自己的皇位和脑袋。
东汉一代，皇帝都只能承认现实，采取修修补补的做法。然而由于社会的板结，东汉一直无法有效组织财政，经过官僚的侵蚀和外族入侵引起的财政超支，政权最终分崩离析。
三国时期，各个地方政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发展财政，试图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作为胜利者，晋武帝却发现，他仍然敌不过惯性这个隐形的杀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可以有蓝图，却永远没有结果。
在更加板结的社会中，东晋和南朝继续腾挪着最后的资源，他们在财政的紧箍咒下挣扎着，每一次都指望着放松一点。到最后，八百年的试验终于结束。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的虚弱。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从游牧蛮族的部落制起，他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和改造，在前秦时期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汉化，在北魏时期，巩固了汉化的成果，到了北周时期，才创建了更加成熟的制度，并传给了隋唐。
这是一个从怀胎到分娩的过程，时间持续了两百多年，漫长得令人绝望，但是，由于这套制度是全新的，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没有无法化解的社会结块，立刻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最终，北方的飓风席卷了南方，将自秦汉以来积累了八百年的垃圾全都扫入了风中卷走，中国大地步入了第二次社会重建。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
当中央王朝从和平走向战乱时，首先乱套的是财政系统。一旦财政系统乱套，即便是皇帝也会变成可怜虫。
在这几次叛乱之前的德宗皇帝是一个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昔日荣耀的君主，他罢黜了专权的宦官，提倡节俭，摒弃不正规的税收，试图为中央政府创建起健康的财政，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藩镇的权力收回，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
可是叛乱过后，皇帝却向着另一个极端靠拢。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赖宦官掌权。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他也不再指望正规的税收，变得贪婪无比，四处找钱，如果想打动皇帝，只有一个办法：向他进贡比别人更多的钱财。
唐德宗在叛乱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是皇帝，有着无数的美好计划，如果你没有钱，还是什么都做不成。他所谓痛改前非，就是变成守财奴。
德宗皇帝去世时，唐代的财政制度已经千疮百孔，谁都无法纠正了。但他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宪宗能够利用这些钱重新实现中央集权。也许，宪宗烧钱打仗时，有一个老守财奴的灵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着世间的风云，欣慰感慨一辈子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
与汉代相比，唐代的冶铁业过于发达。从技术上，政府已经没有办法再垄断经营，基于这个原因，这个行业没有出现垄断。
但就在这时，情况出现了逆转。过于心急的唐德宗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削藩。
唐德宗本应该等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巩固时，再着手对付地方的藩镇势力。
要削藩，必须做好武力准备。而政府要发动战争，必须给人民留下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也必须等大家都适应了新的税收体制，让粮食和金钱塞满仓库。在曹魏和西晋决定南征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粮食储备问题。但在唐德宗时代，事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皇帝的控制。
当战争结束时，唐德宗一生的悲剧已经注定。 他曾经想重振帝国，重新创建可靠的财政制度，成为中兴的明君。但刚刚开了个好头，就被现实击得惨败。
叛乱之后，他回到长安，感慨着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他曾经试图信任大臣，却发现他们在关键时刻都离他而去。他曾经试图清除宦官，却发现落难时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等几个宦官紧紧相随。他曾经试图让皇室府库充盈，可在逃难时却连给士兵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他意识到，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做好财政准备就贸然发动了攻势。于是，他用整个后半生去弥补这个错误。他不再管什么正规财政手段还是非正规财政手段，只要能给他带来金钱的都是好的。
他曾经拒绝各地藩镇的贡献，因为他知道，藩镇每贡献一分，就会从民间压榨三倍到五倍的财富。但现在，他对任何贡献都敞开大门。各个地方给皇帝的贡品络绎不绝，节度使们有的日进，有的月进，还有的故意把正税算作给皇帝的私人进贡。皇帝都当作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人们给他带来了多少钱。
有的人假托皇帝密令增加课税，或者克扣官饷，加收关税、丧葬税、蔬果税。但只要能够分得一杯羹，德宗都欣然接受。
为了增加收入，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只要这些宦官出动，就会吓得街上的商户纷纷逃走、关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所写的就是德宗时代的宫使，在诗中，皇帝的宦官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拿走了卖炭翁的千余斤炭。
唐代后期，宦官问题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驾驭整个官僚体系，只能倚重身边人进行统治。德宗对于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放纵留下了无数的隐患，但即便换一个人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庞大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服。
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历史将嘲讽留给了德宗，却没有意识到有了德宗的吝啬和抠门，才有了宪宗的武功。只有想到了这一层，我们才会对这个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无奈和苦心。
但人们在责怪玄宗时，也应该看到，玄宗时期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更早时种下的祸根，甚至唐代一诞生，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局。
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创建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北魏最早创建的土地公有制传统，跨越了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这个财政失控的中央帝国。一次“公有制”实验，将它的影响传到了数百年之后……
中国历史上影响唐宋的一次著名改革，发生在北魏时代。北魏在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建起土地公有制。这种制度通过北魏传承给了西魏、北周，之后被隋继承，并最终成了唐代的制度样板。
隋代速亡之谜实际上是一场“大跃进”运动。隋文帝取代北周后，创建了一套严苛的土地和户籍制度，要求对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查清楚。隋文帝的喜好导致了官员们虚报土地数目，虚报数字最高时比实际数字高出了十倍以上。 由于征税机器太高效，加上官员的浮夸风，隋炀帝时，利用强大的征税能力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工程和战争，最终拖垮了民间经济。
北方的重建在前秦的苻坚时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苻坚任命了汉人王勐，引入了汉人的朝廷模式。然而王勐死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前秦分崩离析，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巩固制度化的成果。
北方的第二次重建属于孝文帝所在的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淝水之战三年后，鲜卑人重新创建代国。在此之前，这群鲜卑人曾经被前秦吞并，借着前秦崩塌的机会，魏太祖道武帝拓跋圭再次崛起。
魏太祖之后的历代皇帝也特别重视农业和户籍。世祖太武帝时期开始整理户籍，高宗时期有了中央官员巡查地方的制度，显祖时期则废除了除农业税之外的杂税，减轻了民间的负担。这一步步的措施反映出北魏统治下的北方社会从战时状态恢复到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孝文帝即位时，他的父亲献文帝已经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而云冈石窟也已经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开凿了十一个年头。北魏的官僚系统进一步成熟。这时，作为汉人代表的冯太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成了巩固制度建设成果的关键因素。
孝文帝活到了公元499年，他统治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改革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公元490年之前，冯太后在世时主持的，以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为主；另一阶段是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独自主持的，以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
虽然冯太后本人是汉人，她的措施却并不激进，都是切合实际、以解决问题为主的。
当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自主持的改革大都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特征，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这些改革（除了迁都）虽然看上去很激进，却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还很容易造成北魏皇室的分裂。果然，在孝文帝之后，北魏的保守和改革两派分歧更加明显，最终造成了不可弥合的分裂局面。
由此，北魏无力统一整个中国，将机会留给了继承者隋唐。而隋唐最核心的经济制度，在北魏一代就由冯太后设计好了。
冯太后下令，未来的税收只能由县政府征收，由其他级的政府监督调运中央，再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财政，供给各级政府使用。
这次改革使得皇帝逐渐创建了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规则。然而它引起的新问题是，当各级政府没有权力擅自征税，财政由中央统一调拨时，中央就必须把各级政府的办公经费、官员薪水都承担起来。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她推行了官员俸禄的改革。这次改革首先叫停官商勾结现象，“罢诸商人，以简民事”。让官员从掠夺和资产经营中退出来，由政府提供俸禄，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惩处那些劫掠、贪污的官员。
不过，俸禄改革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才有钱去发薪水。为此又要实行税收改革，政府向每户多增收三匹帛、二斛九斗粟的税，充作官俸。
冯太后的做法，相当于要民间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换取官员不再随便掠夺经济，从而稳定社会环境。按照现代的说法，政府正式从“流寇”转化为“坐寇”。
王莽、司马氏都曾经盼望着进行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私有制废除，改为公有制和均田制。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年代，由于土地关系错综复杂，改革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而北魏的统治者最初并没有想到要进行改革，只是，北方特殊的状况，反而给了他们进行彻底改革的舞台。
北魏时期，由于游牧民族刚刚在中原定居不久，对于汉文化充满了憧憬和敬畏，而汉代所整理的儒家典籍更是被他们奉为圭臬。所以，汉儒们理想中的土地公有制和均田制歪打正着地在游牧民族手中复活了。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大臣李安世建议，由政府主导土地改革，将天下的土地分配给人民。为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到了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后来成为太后情人的李冲提出了最后一项改革：三长制改革。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可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在任何一个稳定的时代，虽然皇权不下县，但是，县以下都存在类似的半自治机构。
官员们之所以反对，在于官员其实是霸占土地、隐匿户籍的大头，如果政府通过立三长来统计数据，那么受到损失最大的是官僚阶层。在官员的带动鼓噪下，整个社会也充满了不安。其实，任何变革的时刻，人们都更倾向于保守的选择。 冯太后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坚决把改革推行了下去。
结果证明，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在改革前，由于是按户纳税的，许多人为了逃避税收，一个家庭往往聚集了几十口人。由于户数太少，平均下来，每户达到二十多斛。没有那么多人口的贫困小家庭根本缴不上税。改革后，大家庭拆成了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每一对夫妇纳税帛一匹、粟二石，绵、丝等杂物也一并取消。这样的改革对于穷人非常有利。
三长制的执行让政府的土地改革顺利推行了下去，获得了土地的人民瞬间享受到了好处，对于政策也不再质疑。随着三长制的确立，北魏得以查清了统治范围内的人口和土地资源，政府有了广阔的税基。
查明税基是一个政权走向正规的标志，但同时，查明税基在集权时代又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收税过于容易，就容易收过头。比如隋代将人口数字落实得清清楚楚，收税很容易，结果隋炀帝就花费无度。唐太宗和隋炀帝一样东征高丽，对民间经济破坏很大，但由于唐代查不清人口，征税难度大，反而对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保护。
北魏虽然亡国，冯太后的改革却跨越了朝代的界限，被北齐和北周继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北齐和北周大致采取了北魏的做法，只是偶尔做一些小小的修改。而隋代又继承自北周，接纳了北周的财政制度，再将整个制度传给了唐代。北魏冯太后的改革通过一系列的传承，影响了中国最伟大的皇朝。
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隋文帝创建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所以，本节开头所描述的繁荣是虚假的，只是政府财政的丰裕，却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富足。
由于这个抽税系统过于强大，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终于抑制不住花钱的冲动，以为府库充足，于是四下征战。但他的活动将民间彻底抽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人们都已经吃不上饭了，各地纷纷叛乱，但当叛乱的首领们打开政府仓库时，还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粮食……
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创建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煳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
隋文帝虽然也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来降低民间的税赋，包括公元597年免除天下正税，但隋代民穷官富的现象一直没有解决，一边是时常发生的灾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另一边则是堆积如山的政府财政收入。 然而，由于财政的错误信号，隋代的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民间的困境，只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考虑问题，从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当皇子时，就曾经担任过灭陈战争的行军元帅。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灭陈之后，陈朝府库一概封存，本人不取一分。他当皇帝之后，对人民也非常体谅，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曾经下令免天下租税。
在他执政的前五年里，两条大运河已经开工。隋代的三大运河工程中，一条广通河连接首都大兴与黄河，由隋文帝开凿。剩下两大运河都由炀帝开凿，分别是：连接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通济渠，这条运河是隋唐时期的主乾道；从黄河北达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这两条大运河，特别是通济渠，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首都。到了唐代，通济渠更是成为中央政府财政的命脉。
执政前五年，炀帝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成就，在于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高效的财政系统。他需要多少税收，就可以获得多少。即便他曾经推出了减税措施，这个系统仍然一丝不苟地从民间压榨出一点一滴的物资，送进官方的各个仓库。
随着隋代的统一，社会的生产效率的确在迅速提高，只是，社会上的物资都被一台高效的征税机器送到了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阁，或者浪费掉了。无论人们生产多少东西，都无法满足政府的浪费行为。
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这提醒人们，在集权帝国时代，高效的征税机构貌似实现了公平，但很可能意味着普遍的贫穷，因为当税都被政府拿走之后，留给老百姓的，只剩下劳苦和饥饿。 因此，隋代的“大跃进”，并没有引起后世的任何警惕。
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唐代同样采取了土地公有制，并受公有制效率低下的困扰，一直税收不足。唐代虽然拥有繁荣的民间经济，却一直得不到充足的财政收入。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唐代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官制度：自我经营模式。皇帝拨给各个政府机关一定的土地和货币，要求各个政府将土地出租，将货币放贷，把收上来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使用。这些土地和货币分别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
唐玄宗时期，皇帝的财政更加紧张，围绕着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两个集团：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贤相集团强调减少政府开支、不增加农民税负；而聚敛集团则迎合皇帝的财政需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集团。 随着北方的边事紧张，唐玄宗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足够多的士兵，玄宗只好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授予节度使。这种做法导致节度使权力过大，并引起了安史之乱。
在征高丽的过程中，一个真实的李世民显现了出来。抛开被神化的纳谏因素，晚年的太宗已经变得奢侈傲慢，军事行动也愈加失控，本质上与隋炀帝并没有太大区别。
汉代的官制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之后，三公的权力逐渐被从内廷分化出来的尚书台所取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权力外化，皇帝认为尚书台不好管理后，又倚重中书省。到中书省过于庞大时，皇帝又扶持门下省。
隋代时，隋文帝整改了整个官僚系统，彻底抛弃了三公九卿制，将尚书、内史（中书）和门下三省并置。唐代继承了这个制度，改为尚书、中书、门下，这三省构成中央官制的核心。其中，中书（内史）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机构，诏令起草好由皇帝签字之后，还要送到门下去讨论，如果门下省认为诏令有问题，可以将诏令封还，即门下有封驳之权。诏令传达下去之后，尚书省负责执行。
隋唐实行的是委员会制，由一个小小的常委集团共同承担宰相的职责。
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又设四个司，共二十四个司。六部相当于现在的各个部委，而下辖的司则类似于现代部委下属的司。另外，还有处理专门事务的九寺五监，它们分别隶属于六部，却又独立运作，地位很像现在的一些负责专门事务的局级机构。在三省六部之外，设立御史台，它是最高的监察机构，负责监察百官，并向皇帝进谏。
隋唐时期地方官僚体制与汉代不同。后者采取以郡县为主的二级体制，而前者是以州县为主的二级体度。
汉代的郡县下属官吏，可以由郡县长官来任命。隋唐时期不仅州县长官是中央吏部任命的，下属的官吏任命权也收归吏部，地方政治更加依赖于中央。
唐王朝还实行了府兵制，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本来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却在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驻扎在一个州内，同时节制周边的数个州，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
这种结构在初唐时对于民事几乎没有影响，但其实带着某种藩镇制的苗头。中唐之所以采用藩镇制，除了安史之乱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就是唐代的州面积太小，数量太多，不便于中央政府直管。
对唐代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这些制度继承自隋代，却贯穿唐代始终，造成了诸多问题。 唐代实行的是授田制，这是一种土地公有制。所谓授田制，是指一个人出生之后从政府处获得份地，毕生从事农耕，并上缴税收，人死后，份地由政府收回再分配。
按照唐代的规定，土地每年都要进行重新分配，而每户的财产也需要三年厘定一次。从理论上讲，由于政府把土地和户籍挂钩，税负由分得土地的人承担。然而，在现实中，理想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分配制度却立刻出现了扭曲。
总结起来，从北魏到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之所以失败，源于它本身固有的巨大缺陷。在任何朝代，如此大规模的土地公有制，都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农民将土地占为己有，或者土地进入地下市场，流入权贵的手中，政府无法收回土地。
政府虽然在某些时间可以强迫人们退回土地，但随着官僚惰性的滋长，以及人情世故的变化，退地会越来越少，到最后，政府不得不认可土地的私有化进程。而唐初，就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中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农村最初实行类似于唐代的土地回收和流转制度，每当本村有孩子出生（有的地方要求是男孩），村里就给孩子分配土地。但实行不久之后，这个制度就已经名存实亡，无地可分，回收制度成为画饼，实际实行的是变相的继承制。
所谓“公廨田”和“公廨钱”，是指中央政府给每一个衙门都配备一些土地和货币，由官员去经营，赚的钱充作办公经费。后来，隋代由于财政充足，废除了公廨钱制度，官员不再搞经营。
中央政府最大的开支除了养官，就是养兵。在养兵上，唐高祖沿袭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亦兵亦农的制度。由中央政府给每一支军队授予一定的土地，士兵们战时为兵，平常务农。生产的粮食充当军费，只有战争时期，士兵的生产跟不上军费所需，才会使用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来填补。
唐高宗与则天皇后执政时，他们的迁徙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很多时候都是被迫的：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已经无法养活整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了。
武后的选择也显示了长安的窘迫地位：从西周时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就是最繁华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安已经变成了西北一隅，在经济上丧失了重要性。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这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武后时代，也是唐代财政问题逐渐积累的时代。她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都在恶化。
在官僚系统上，唐高祖制定的一系列可笑的自我经营式财政政策已经失效了，而官僚的膨胀速度超过了预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 土地国有制和分配制度也执行不下去了。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得愈加明显。
而令唐代政府更加头疼的是逃税户问题，一旦税收加重，超过了人民承受的极限点，人民立即逃走不再缴纳税收，而他们的土地也被更强势的人兼并。
武后时期也是府兵制逐渐衰落的时期。这种农战结合的兵役模式在创建之初极有效果，但是，随着机构的老化，军士的惰性增加，府兵制必然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低效，整个系统变得臃肿，士兵既不能耕地，也不会打仗，军事体系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宫廷挥霍成风、养官成本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官员行为缺乏约束，这是高宗和武后时代遗留的问题。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开元和天宝之间如同有一个鸿沟，开元时期的玄宗英明神武，到了天宝时期却昏庸不堪，引起了千古巨变。 但事实上，唐玄宗的统治是一贯的，他与前代帝王的统治也是连续的，帝国的隐患在唐代的前半期逐渐积累、失衡，终于在玄宗末年爆发了。 天宝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答案仍然是：财政。
这样，唐玄宗的身边就围绕着两个集团：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皇帝需要前者帮助他治理国家、抚慰人民，又需要后一种人帮助他寻找财源。这两个集团从皇帝上台之始就并存着。 最初，唐玄宗还能在贤相群体与聚敛之臣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让他们各自发挥所长。但随着财政压力越来越大，聚敛之臣才能够给皇帝带来更多利益时，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之臣。
人们很难想象，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人能够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帝国的财政就要亏空。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所把持。
更致命的是，同样是基于财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掉头。
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开始另外组织部队。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并不能帮助皇帝减少财政开支，却可以把财政“隐形化”。他们的许多开支自行筹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
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诚，皇帝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在职或退职的宰相担任或兼任节度使，因为这些宰相对皇帝忠心不二，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把持。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交给那些失败者。
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蛮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但玄宗时期的宰相已经不同于太宗时期。太宗时期的宰相有四个，是集团领导制，而玄宗时期是以一个人为主。能干的李林甫享有过多的权力，承担过多的事务，能制约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并精心创建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他一旦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他的新方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在李林甫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840年）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作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唐武宗在灭佛第二年（846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让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最终中毒而死。
“三武一宗”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他们在意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都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享用了武宗灭佛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武宗的灭佛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逐渐瓦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骨髓，但从表面上看，德宗积累的财富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宪宗进行再一次集权的努力。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宪宗诉诸武力时，那条左右了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了，而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一次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经过几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专权之后，皇位传到了唐武宗，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平定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平叛虽然成功，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钱。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宋代最著名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但最令人惋惜的改革却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一样，目的都是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说具体一点，就是“三冗问题”：冗员、冗兵、冗费。范仲淹的出发点是：既然财政收入无法增加，就减少财政开支。通过整顿官僚制度，减少官员和士兵数量，提升士兵战斗力，从而达到节省财政的目的。
范仲淹的改革遭到了整个官僚阶层的抵制，他们不愿意自己成为裁减三冗的牺牲品。改革最终不了了之。当人们意识到，削减开支的改革不能成功时，就有另一帮人开始呼吁进行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王安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宋代三冗问题的出现，源于宋代是一个继承性的朝代，继承了从唐代到五代形成的庞大官僚阶层和士兵队伍，加上皇帝为了赎买权力，允许官员们享受过量的福利，使得宋代的开支一直非常庞大。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以此为出发点设计政策。他试图使皇帝相信，改革既可以让民间富足，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改革的结果却扰乱了民间经济，遭到了几乎整个社会的抵制。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不得不排挤大部分台上官员，扶持自己的势力，导致宋代的朝堂斗争失控，许多小人升官。派系斗争成了北宋晚期的主旋律之一。
关于府兵制的提议，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实行府兵制的时期，也有实行募兵制的时期。实行府兵制时期，人们就想改革成募兵制；而实行募兵制时期，又想改革成府兵制。比如，隋唐时期人们看到先前的募兵制花费太高，所以用府兵制解决花费问题[7]，这和范仲淹的初衷是一样的。但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府兵制虽然节约军费，但士兵的战斗力不强，为了打仗，还是得用募兵制。募兵制持续到宋代，由于花费控制不住，范仲淹又提出要改为府兵制。
总之，范仲淹希望利用制度将老化的官僚体系重新润滑，精简官员数目，提高官僚素质，将有限的财政用到这些合格的官员身上。
范仲淹提出改革纲领之后，宋仁宗经过考虑，除了府兵制不予恢复之外，其余的都下诏办理。[8]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北宋政府终于走上了变革之路，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是一个务实的人，他不提过于宏大的目标，不像后来的王安石那样，想一次性地变革朝廷的体系。他只想在现有制度框架之下，将原来制度中已经乱套的地方重新调整好。可以说，这是一次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改革。
范仲淹的改革暗含着这几条原则：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不是越多越好，财政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加强税收。
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利，而应该只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
第三，政府的主要问题不是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规模快速膨胀，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总之，改革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自身，要从自己身上割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大部分改革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只有少数改革是为了缩小政府规模而推行的，庆历新政属于后者。如果它成功了，那么北宋可能会统治得更长久；而如果它失败了，人们将会从另外的角度考虑问题：既然无法限制政府的规模，那么就只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到了这时，就该聚敛之臣上台了。
北宋的第一次也是最靠谱的一次改革失败了，让人扼腕不已。如果这次改革成功，也许就不会有王安石那次伤筋动骨的改革了。
庆历新政也留下了一定的成果：皇帝偶尔想起来范仲淹的建议，就会清理一批冗官。但不久后，总会有新一批冗官，帝国财政仍旧在恶化。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财政混乱的时代。宋朝拥有最复杂的官僚体系、最庞大且无用的军队、最全面的专卖制度、最先进也是最无赖的金融工具。
宋朝的命运在它创建之初就已经注定。人们虽然反抗过，改革过，但最终都无法对抗庞大的财政惯性，政府在不断找钱中消耗着力量，最终瓦解。而北方虎视眈眈的敌人利用这个机会，吞并了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王朝。
宋代与唐初军事体制最大的不同，是初唐采取府兵制，而宋代采用募兵制。募兵制与府兵制的区别，在于兵都是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由中央政府发工资的。募兵制相对于府兵制的优点是兵士的军事素质更高，而缺点则是养兵必须全靠政府拨款，费用高昂。
1992年，中国政府启动新一轮分税制改革。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在财政分配上偏向中央，地方需要花费，就由中央进行转移支付。 而一千年前的宋代，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规定税收必须都解京，即使由于交通不便无法送到，也必须在当地封存，不允许地方官员动用。 中央财政比例的加大形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这是整个宋代财政状况的一条主线。
宋太祖设立的制度如此成功，直到宋代末年，地方官僚都无法与中央政府对抗。 但是，由于宋代在前代官制的基础上设置了太多的权宜性的职位，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朝代。由于军权分得过散，没有人为军队的实力负责，人们从军只为养家煳口，战斗力糟糕得一塌煳涂。
在商人和官员的联合抵制下，皇帝让时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包拯前往调查。铁面无私的包青天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商人和官员反对，是因为他们钻空子的机会少了，但是实行盐钞制度，政府的财政浪费会大大减少，而利润相应增加，这项政策对政府是有利的。 包拯的报告让盐钞得以继续。
根据记载，仅仅盐法一项，就已经满足了政府百分之八十的边疆军事开支。
范祥的改革让皇帝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官卖制度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宋代对盐业源头的垄断，就好像现代对于土地的垄断一样，会产生令人瞠目结舌的收益。现代的地方政府仅仅依靠卖地就能获得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如果把土地抵押带来的金融效益计算在内，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而宋代将盐业票券化之后，也有着类似的效果。
但这种效果却是有代价的，因为盐钞的整个流程都只创建在百姓对盐的需求上，而这个需求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超额发行盐钞，就会形成巨大的泡沫，直到坍塌。
除了范祥改革之外，宋代的盐业还经过了多次改革，但整体的指导思想从来没有变化：帮助政府从民间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宋代的专卖制度大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政府垄断经营和专卖的高峰就出现在宋代，到了最后，政府已经将所有适合垄断经营的项目都收了过来。
人们以为太宗已经穷尽了专卖的能事，但这只是个开端。到了宋真宗时期，由于财政窟窿太大，盐酒的专卖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朝廷瞄准了茶、矾、香等一切可能产生垄断收益的商品，而专卖产生的利润也更加丰厚。 高峰时期，宋代的正规税收只能提供百分之三十几的财政收入，而更多收入则来自于这些官僚经营机构。
但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为了维持这种专卖制度，必须雇佣大量的人来运作，而这些人都需要财政养活。为了经营，官僚集团也变得更加庞大，这些官员在帮助政府盈利的同时，也在谋取私利。随着宋代专卖制度的盛行，民间的负担也更加沉重。
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不是财政紧缩的理由，政府的正常开支不应该缩减。钱不够用，政府就应该积极理财，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则嘲笑对手：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政府从民间搜刮的理由而已。
王安石不同意，认为善于理财并不是要从民间搜刮。其实，聪明的官员不需要增加民间税率，也可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做到国用充足。
司马光继续反驳：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就产出了这么多的财物，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代桑弘羊使用过的花招罢了。
范仲淹改革的突破口是整顿官僚队伍。通过整顿官僚和军队，减少财政开支，这种方法是保守的。自从他失败之后，人们意识到裁减官僚已经不现实了。
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理财专家，而是一个怀有梦想，又缺乏实务经验的人。他自始至终相信，在帮助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可以发展民间经济。
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条文。主线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指导和参与经济运营，搞活经济，从而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
这个主线的唯一问题是：只要政府参与了具体的经济运营，整个市场的效率必然降低，从而造成经济的衰退。至于政府的财政增收，这的确可以做到，但这是以民间的损失为代价的。在王安石看来，这是一个把饼做大的变革，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分饼大战，政府分得多了，民间必然分得少。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熙宁变法的失败。
这场变法之所以对未来影响深远，还在于王安石在集权过程中对于官制的破坏。
在熙宁变法之前，朝廷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比如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三苏”等人，但这些人大都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对新法最甚。虽然他提不出立即见效的方法，但他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精减政府机构、减税才是王道。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争斗中都表现得很极端，为了让对方下台，不惜把反对者彻底打趴下。宋朝的官斗愈演愈烈，已经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变成了纯粹的拉帮结派。
而苏轼等人的想法更为现实。苏轼一方面看到了王安石的大部分主张不可行，另一方面看到了有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是不错的，同时，他不赞成激烈的官斗。在所有宋朝官僚中，苏轼的见解和姿态一直高人一筹。但王安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一派的人士也一并打倒了。
在打倒了这两派之后，王安石必须另外选择一批官员来执行他的改革，但是，随着正直大臣的纷纷离职，他能选择的只有一批“无所谓东西”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虽缺乏成熟的政治主张，却不缺乏自我意识，很快就学会利用新法为自己牟利，这就更加败坏了新法，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另外，王安石的集权主张让这些人更加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使得权力缺乏制约。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北宋终了。
可是，很不错的想法在执行的时候却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官僚效率的低下和粗暴。
这就像现在的GDP攀比，或者财政攀比一样，最终的成本都转嫁到了民间，而借贷的效率反而愈加低下。这也可以看出，变法的本质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增加财政收入。
王安石的观点跨越了千年，被现代官员们继续采用。当现代的官员面对民众对抗拆迁时，也认为这是少数人不懂得发展的道理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王安石制定的政策，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若干法律如果慢慢地实行，而不是一下子打包推出，是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的。
但随着两派争斗的升级，不管是王安石的改革派，还是司马光的保守派，都已经不单单站在政策本身的角度看问题。变法之争演变成了党争。
王安石下台后，新上台的司马光不顾大量的反对声，将免役法废除。变法留下的仅有的正面成果也消失了。
王安石拜相之后，宋仁宗时期积累下来的一群名臣被一一拿下。吕公着、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都被不遗余力地排挤，御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和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等也都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离任。
王安石下台之后，宋神宗的改革却并没有停止。王安石主持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理财改革，但神宗却探索了另一条路：节省资金、提高行政效率的官僚改革。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宋代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宋代也为世界金融史贡献了另一大奇观：恶性通货膨胀。纸币造成的恶性通胀，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宋代，一直到现代仍然是各国政府敛财的主要手段之一。 纸币之所以发展，是民间抵御政府不当政策的结果。
到了朝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纸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加速状态，经济出现巨大的通胀，更无力抵抗社会和军事危机。 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纸币仍然是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纵观中国纸币发展史，可谓是“纸币勐于虎”也。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纸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行为，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宋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有两位，分别是北宋的蔡京和南宋的秦桧。但与秦桧不同的是，蔡京从本质上是一个偏重于财政的“能臣”。他在任上进行了复杂的财政改革，目的只有一个：帮助皇帝获得收入。在当时，由于其余大臣对于帝国的财政已经无能为力，所以，皇帝才不得不倚重蔡京，将脏活、累活一并丢给了他，让他主宰政坛二十年。与其说蔡京是奸臣误国，不如说是宋徽宗的财政挥霍让蔡京不得不进行改革，而财政改革的失败最终葬送了北宋王朝。
不仅仅是宋代，在任何时候，只要政府手中掌握着印这些纸片的工具，就必然会制造通货膨胀和财富再分配，在攫取巨额财政收入的同时，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官商泡沫。
北宋虽然亡于金人之手，但真正令它衰弱到无法抵抗的地步的原因，不在于外界，而在于内部的资源已经被剥夺到了极致，不管面临多大的外部刺激，都已经无力作出响应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徽宗让位于儿子钦宗，蔡京也同时被贬离京，途中饿死于湖南长沙。[16]就在第二年，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俘获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
但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宋代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只是无法对如此庞大的帝国进行有效的管理。
南宋的金融崩溃发生在蒙古人叩关之时，当政府最需要财政收入来组织军队打仗时，却由于金融的崩溃，没有钱养兵。并且金融破产影响到了每家每户，使得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也不愿为它卖命。从这个角度说，南宋的灭亡，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财政上的崩溃让这个中央王朝已经无力维持了。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权机器
元代末年，雄心勃勃的丞相脱脱为了振兴大元王朝，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改革。他的改革核心是：利用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元代版本的“四万亿”。 然而，政府主导花钱必须有钱可花，当政府手中没钱时，就只好偷偷开动印钞机，依靠印制钞票来筹措财政。 脱脱的做法导致了民间经济的紊乱和金融上的大崩溃，随着各地反元起义的兴起，脱脱的改革没有拯救元朝，反而葬送了元朝。
简单地说，脱脱信奉由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几百年前的凯恩斯主义者。他认为，利用政府主导项目、大力花钱的方法能够将帝国疲弱的经济刺激起来，走向繁荣的轨道。
这个元代凯恩斯主义的故事，显示出集权式政府的困境：为了筹措建设资金，仅仅依靠普通的税收不能满足需要，还要依靠金融手段。但最终毁掉社会经济的，往往是政府过于野心勃勃的金融扩张。这个元代发生的“四万亿”故事从元初就已经铺垫了结局……
元代虽然是类似于中国各个朝代的集权式帝国，却由于曾经是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
首先，元代与中国的其他朝代不同，政府的选官范围是世界性的。在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时代，蒙古人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大都有景教、伊斯兰教的背景，他们组成了一个色目人集团，为蒙古人管理着庞大的财产。
蒙古帝国分裂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代。虽然元代统治的疆域已经局限于现在的中国、朝鲜和蒙古国，但忽必烈等人任命的官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东亚、中欧。由于蒙古人有理财和文字（蒙古人继承了中亚字母来书写蒙古语）的需求，所以，中亚的回民们一直处于上等阶层的地位。
与其他朝代不同，蒙古人的元代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除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政治架构过于简单、财政结构过于粗暴之外，还和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有直接关系。
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代是个例外。建国者忽必烈从上台起就一直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破坏了元代经济的可持续性。
元代之所以不愿意致力于建设长久有效的税收结构，还在于元政府找到了从民间抽税更加便捷的方式——印钞票。
当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整个元王朝已经千疮百孔，财政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因为开国的皇帝继承了蒙古人开疆拓土、好大喜功的传统，他们在获得了整个帝国之后，没有恢复经济和整理财政，于是帝国进入了中年阶段。
元代的另一个问题是：除了第一位和最后一位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帝统治时间都不长，他们如同匆匆过客，虽然制定着不同的计划，但这些计划又在死后被推翻，由新人重新制定新的计划，这些政策根本没有时间得以落实。
另外，忽必烈是典型的汉化派，但在他死后，子孙们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到底是保留蒙古传统，还是拥抱先进文化？到底是保留蒙古人的部落制，还是实行汉人的官僚制？
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总是朝三暮四，基本上这个皇帝愿意采纳中原统治方式，下一个皇帝立即决定恢复蒙古文化。后期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这一点决定了政策具有摇摆性。 在摇摆当中，帝国的财政问题被搁置了。元政府不仅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还随时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措施来破坏财政。
总之，脱脱的思路很明确，利用政府的一切资源，一方面加强维稳力度，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力量，让社会暂时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加快改革进度，加强基础建设和经济指导。这两方面都需要政府庞大的财政投入。
然而，好想法没有带来好结果。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原因在于这个理论虽然严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钱从哪儿来？
南宋末年，朝廷在讨论金代崩溃的原因时，认为除了军事上不敌蒙古人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导致社会在蒙古人打来之前已经崩塌了。但即便南宋政府能够看到金代的致命短板，到最后还是重蹈覆辙。
但很快，钞票的发行就出现了失控，一旦开动了印钞机，就会形成惯性依赖，停不下来。2008年，美联储决定大幅度救助金融系统，敞开印钞票时，人们担心的同样是只要开动了就收不住。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依赖性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更何况生活在七百年前的人呢？当脱脱在北方发展农业时，政府再次需要钞票，于是，立马又加印了五百万锭。这一下，不仅没有帮助经济，反而产生了更加重大的问题。
脱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不管他最初如何小心，恶性通胀还是如期而至。物价上涨超过十倍，在价格失控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解决采购和发薪问题，只好加班加点地加印钞票。最后钞票要用车船装运，运往四方。由于购买力太小，纸币散落得到处都是，也没有人去捡，如同废纸一般。[34] 金融秩序乱套，是导致人们对政权丧失信心的最关键因素。
第二，大量的政府工程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去修黄河、运河的人很多，而参加维稳的人也脱离了劳动，不再创造产品，于是种地的人少了，粮食减产，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同时由于天灾，村庄的人手不足，抵御能力也下降了。
元政府最后自掘坟墓的举措是：在脱脱征讨南方的叛军张士诚即将取得突破时，突然将他罢免了。这次罢相反而让人们忘记了脱脱此前的作为，纷纷同情起他来，认为如果不罢免他，也许元朝能够拖延得更久一些。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却很难掩饰他之前的作为对元朝社会造成的伤害，更无法推脱他的责任。
脱脱被罢免后，元朝就已经瓦解了。这个社会不是被敌人征服的，而是从内部自动瓦解的。中央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全部疆域，南方各个小政权纷纷独立，不再听话。帝国皇帝的政令无法到达长江以南，在北方，也仅仅被限制在京郊地区。在这样的状况下，迟早会有人起来取代这个瘫痪的政府。当朱元璋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时，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接手了全国。
当然，不能完全责怪脱脱导致了元朝的灭亡。不管对谁来说，元晚期已经注定是个悲剧，灭亡不可避免，但脱脱的经济刺激计划却起到了加速灭亡的作用。
脱脱的例子提供的教训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政府往往会大手大脚花钱，大手大脚花钱导致它必须尽可能地捞钱，捞钱最简单的方法是加税和印发纸钞，这些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朝代中期，导致的是经济抑制和社会衰落，而如果发生在朝代末期，就是直接的崩溃。这与个人的人格和人品无关。
第十三章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
明代皇帝由于对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的概念，成了空头纸币，在明代初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民间为了避免通胀，不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而是自觉采用白银作为货币。白银的采用是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明代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使得政府收入不具有扩张性。
明后期，大学士张居正为了整顿财政，试图改革税法，增加财政收入。他的整顿将加税的工具赋予了政府。万历后期，随着战争的打开，这些工具逐渐被滥用，使得明末在一片加税声中灭亡。
宋元时期，人们对于纸钞的原理有着清晰的认识，政府发行纸钞，都知道纸钞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背后有准备金，纸钞可以随时兑换钱币或者银子，人们不是看重这张纸，而是看重它对应的实际财富。 不管宋代还是元代都有着较为严密的准备金制度，只是到了后来，由于财政的压力，才偷偷地将准备金挪用了。但由于政府操作还有一定的规则可言，故而能够保证纸钞在崩溃前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正常流通。
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对经济最无知的环境中，对权力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金融、财政、贸易却一窍不通。加上他强调后代必须完全遵从他设计的制度，明代的财政制度从他创建时起，就是最保守、最落后的。
对于明代人来说，皇帝发行纸币唯一的公平之处是：它不仅仅坑老百姓，对官员也毫不手软。实际上，官员是明代纸币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由于官员俸禄太少，他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来补贴家用，这是造成明代官场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后期，官员也忍受不了钞票的盘剥，呼吁皇帝加速银本位的普及。
银本位的确立，是民间自发对抗中央政府错误金融政策的结果。由于政府无法保证纸币的信誉，民间只好寻找最方便的中介物来代替纸币，完成交易活动。
结果，明代政府虽然失去了一张财政王牌，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新的收获：由于民间金融系统脱离了政府摆布，变得更加健壮，反而使明代经济更加经得起政府的折腾。不管是外敌的入侵，还是内政的败坏，二者对于民间经济的破坏力都大大下降。银本位制保护了民间的繁荣，无意之间，让这个原始、僵化的帝国存活了近三百年时光。这或许是朱元璋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明代是一个笨拙的朝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和尚，对于经济、金融、商业均一窍不通。他创建的制度渗透在整个王朝的血液之中，形成了许多啼笑皆非的现象。
除了在金融上的无知之外，对外贸易这个让之前所有朝代受益匪浅的领域，到了明代皇帝手中却如同噩梦，令人无所适从。
从唐代以来，对外贸易就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到了宋代，政府更是学会了利用对外贸易来发财，创建了一系列的海外关税制度和专卖制度，将政府的收入最大化。
然而，明代虽然试图继承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却由于无知，政府不仅无法通过贸易赚钱，还做一单赔一单，对外贸易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最后只能选择闭关锁国了事。
明代是一个无法变化的朝代，从开国者朱元璋死后，这个朝代就已经僵化到容纳不了一次改革的程度。即便再锐意改革的皇帝，也会发现祖宗的制度已经限制了变革的可能性，只能顺着惯性随波逐流，等待最后的清盘。
即使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张居正，也没有能力进行一次完整的改革，他只是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小小的挣扎，将社会从失控中向回拽了一小把，却又引起了另外的失控。
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制度天才，他设计的制度成熟耐久，让所有人都感觉动弹不得，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的税收结构虽然很原始，却又由于太原始，为工商业的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无法进化的政权，与进步和创新无缘，却又由于稳定而长期存在。
人们常对科举产生巨大的偏见，认为考试制度是一种“毁人不倦”的制度。但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科举，而在于集权社会里没有第二条可以光宗耀祖的途径。所有的人都扎进了这座独木桥，才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单一化。
明代科举制的完善，也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汉代至魏晋，往往会产生许多传承数百年的大家族，而官员名额大部分被这些家族垄断。在唐宋时期，虽然科举制已经在起作用，但社会上有经济优势的大家族还是长期存在，当官靠家族和祖辈的这一官场习俗也没有完全扭转。只有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科举制已经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地方的人才输送到中央，只有科举一条路可以当官致富，所以使得地方上的大家族萎缩了，反而形成了另一个传统：富不过三代。
通过科举，明代彻底打碎了社会结构的结块现象，民间分散成了一个个原子，互不隶属，中央的权威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形成了彻彻底底的集权模式。
当明太祖把精力投入到加强皇权上面时，对于财政和经济方面考虑得却过于简单。他曾经想学习元代的纸钞制度，却由于不懂得背后的基本原理，让纸钞很快贬值。由于对外贸的无知，他也无法创建一套有效的外贸体系。他理想中的制度就是一个人人务农、人人缴纳农业税的社会。
整体上看，明代的财政制度已经退回到了中央集权帝国最原始的模式，能够征收的都是最简单易行的税项。而从唐代以来发展的革新，却都被一一摒弃。
所以，张居正首先是一个在现实中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他只是瞅准了机会，做了一些理顺式的变革。所谓“理顺式”，指的是由于皇朝已经运行了两百年，许多问题已经缠成了一团乱麻，张居正并不是要将这一团乱麻彻底烧掉，而是在保留这些线团的基础上，解开一部分疙瘩，让制度运行得流畅一些。这是一种姑息疗法，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他的改革思路也和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类似，不是为了重建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于期盼深层制度改革的人，这样做的确令人失望，但理顺式的改革又的确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使皇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张居正的财政措施让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他死时，北京的粮仓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也堆满了银子。
但这是明朝政府最后一次过好日子了。如果究其根本，他的税制整理是通过将明代社会的税基完全榨干，来获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他没有做过任何发展经济的尝试，也没有为民间经济松绑的意图。他只是一个理财专家，对于此外的领域则无能为力。
最终影响明朝兴亡的不是后金王朝的连绵进攻，也不是萨尔浒战役的惨败，而是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导致民间经济崩溃，终于带来了造反潮。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如果仅仅在所有集权社会中作比较，清代已经达到了中央集权模式的最高峰，它兼具了稳定和繁荣两个特点，在康乾盛世的百年之后，经过了多次战争的消耗，仍然能够保持财政盈余。只可惜，此时的西方已经发展出代议制宪政模式，将这个稳定的集权帝国抛在了身后。
清前期继承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做到了税制简单，征收方便，加上清代进行的三大改革：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使得政府的财政长期保持盈余，民间经济保持了百年的稳定繁荣。
太平天国之后，清代财政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从农业为主向工商业税收转型，并利用信用工具来筹措临时性开支，这种做法同样增强了政府的财政灵活性，并加大了税基。
直到甲午战争、庚子之乱后，清代的财政状况才出现了持续的恶化，收入不能满足支出的需要，进入了帝国的尾声。清朝的灭亡，也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并为下一个千年循环打开了信道。
但人们不得不承认，清代的财政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财政体系里做得最平衡、最简洁，也是最高效的。它抛弃了一切华而不实的形式，只认准了土地，创建最方便的制度对土地征税，其余的税种都是辅助性的。
它也遵循适度原则，辅助性的税种（包括工商业税）由于没有得到重视，收得很轻。作为主要税的农业税，税率也不高，民间的负担并不重，农业得到了保护。加上美洲新作物的引种、传播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粮食增产，中国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由火耗银充养廉银，也带上了财政专款专用的色彩，是财政制度方面的一大进步。此后，官员的养廉银超过了俸禄，成为百官的主要收入之一。
除了西汉文帝时代，能够多次减免天下钱粮的只有清代做到了。而其余大大小小的免税措施，更是不胜枚举，反映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农民的优待。
更难得的是，清代前期需要面对的战事并不算少，大量的军费用于战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财政盈余。
从纵向看，清代已经是集权制的高峰，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超过汉唐，社会也拥有着更加良好的稳定性。
清军占领了中原之后，继续向西部扩张，创建起了庞大的帝国圈，将东南亚、朝鲜、中亚的一些国家都纳入到朝贡体系，又在西藏、新疆和蒙古国创建起更加严密的控制。
在中国历史上，会道门往往是一个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解释的现象。东汉的黄巾军、元代的红巾军时期，恰好处于政府财政崩溃、大肆搜刮的时刻，但清代的两次叛乱——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却并非因为经济原因，它们更多是一种地下社会的抱团行为。
在中国，所有的会道门和地下社会都有着一个清晰的“天子梦”，当信徒大增时，他们首先会组织起类似于集权政府的政治组织和法律系统，并以组织和法律的名义实施内部统治，内部统治最终又会通过家庭、亲戚关系扩散到外部，引起政府的注意。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如同是太平天国的先声，拖了九年，政府耗费了两亿两白银对其进行镇压。在乾隆末年，国库还有存银七千多万两，这次战争将国库耗空，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通过捐纳制度等获得了三千万两的收入。
由于政府财政出现危机，乾隆时期积累的问题也一一出现。虽然清代的赋税制度相对简单，但经过多年的运行，也会出现拖欠赋税的情况。而此刻，政府已经没有魄力像当年办理奏销案一样，下令将所有人革籍降职了。
不过，清代的财政随后又得以恢复。随着和平的到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维持在四千万两左右，财政收入仍然大于财政开支，回到了稳定的轨道上。一次战争可以给政府造成暂时的困难，却无法永久地使其失衡。
与流行看法不同的是，中英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甚至还是有利的。
战争给清政府带来赔款压力的同时，却又带来了巨大的机会。随着海关的打开，中国和外国的贸易额呈直线上升，中国由闭关锁国走向了开放。
贸易额的增长带来了两个好处，对于政府财政最直接的好处是关税的大幅度增长。在通商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对外的海关（洋关），而在财政收入上也没有洋税这一项，即便是广州的那一点关税收入，也是与内地的关卡收入合并在一起的。
洋关的设置是在中英战争之后，随着洋关的出现，海关关税（洋税）稳步增长，并成为财政收入的大宗，到了清末甚至超过了土地税的收入。咸丰末年，海关关税还只有四百九十余万；到了同治末年，就已经增至一千一百四十余万；光绪十三年，增长为两千零五十余万；光绪三十四年为三千二百九十余万；宣统末年已经达到了三千六百一十七万。 海关收入的增长一项就足以弥补战争赔款的四千万两白银。
而更大的好处还不仅仅是海关关税。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也破茧而出，中国的社会转型由此展开。工商业的活跃也让政府征收商业税成为可能，使政府能够获得更大的收入。
真正让清政府受到重创的是公元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席卷了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运动将清政府的粮仓击碎，并迫使清政府四处调兵遣将，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将其镇压。
与太平天国相呼应的则是北方的捻军。这场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运动的破坏力虽然不如太平天国，却将混乱的局面扩展到了更广阔的范围。
除了捻军之外，陕西、甘肃、宁夏的回民也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爆发起义。这场起义一直持续到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
这三场内乱的起因并非经济层面上的，而是会道门、宗教和民族偏见的混合物，加上外来思想和商业发展带来的冲击，共同造成了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
三场内乱对于清政府财政破坏之剧烈，已经超过了原始农业型财政能够承受的极限。在金田起义之后，为了绞杀起义，清政府投入了二千七百万两银子，结局却是让天国军队北上占领了南京。
古代政府与现代政府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可以利用信用筹集资金，当战争进行时，通过发行国债，或者对外寻求借款，可以筹措相当的资金，待战争结束后慢慢摊还。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政府在某一个时段负担过大，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崩溃。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终于迈出了借债这一步，使得其财政能力比前朝大有提高。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在外债上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外债成了财政的一种有效工具。
比如，从公元1867年到公元1881年，左宗棠为了对付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以及此后的新疆阿古柏的叛乱，曾经尝试大规模举债。他一共向上海的洋商——怡和、东方、汇丰等机构借债六次，金额总计达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白银。六次借款，有的是为了筹集军费，有的是为了将原来的借款延期，运用金融手段来满足军事财政已经相当熟练。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在现代金融的支持下做到的。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花费军费三千万两，由于出现支付困难，政府从公元1883年到公元1885年，先后向英国的银行借债七笔，总数达一千二百六十万两，利用英国的资金来与法国作战。
这些借款都是应急性的，借债总金额控制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并没有造成系统性风险，反而增加了军事和财政的灵活性。
为了应付财政开支，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开始与西方同步，向工商业倾斜。 除了关税之外，清政府开征一种叫作厘金的商业税。所谓厘金，指的是按照商人的财产收取百分之一（即一厘）的税。这是近代中国探索新型商业税的起点。
清政府的财政转向也有许多不好的方面。比如加重盐税，重新发行缺乏保证金的纸币，发行大面额的钱币。但事实证明，这些在中国历代已经被无数次使用的方法带来的混乱远大于收获，到最后，真正能够帮助清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还是关税和商业税这些更加现代化的税种。
如果清政府能够得到更长时间的恢复，创建一套良好的财政体系和经济体系，并增强军事实力，是有希望完成近代化转型，并维持局势稳定的。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即便到了公元1910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三亿，但是，大部分的项目都在经济体内运转，甚至不见现金，只有资源流动。而赔款的五千万两则是现金流和净流出，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可想而知。
即便压力巨大，晚清的政府仍然试图维持着脆弱的财政平衡。但是第二年辛亥革命随即爆发，在袁世凯的压力下，皇帝退位，中国由此进入了共和时代。
这份财政报表也成了集权时代遗留的纪念品，让人们看到了从汉到清这两千多年来财政高峰时期最后的幻影。
其实，清代社会学习西方的速度并不慢。从1840年起，在西方的冲击下，除了战乱时期之外，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中。
虽然大量外国货的涌入带来了贸易的不平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随后海外投资的大量增加，填补了巨大的贸易赤字。
当国门打开后，有两种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与海外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以及一部分上层官员。这两种人分别代表了民间和政府开始效仿海外模式发展经济。
代表政府的开明官员眼界最宽，且拥有充足的资金，他们导演了第一波近代化浪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积累了更丰富的资本和知识之后，才能引领第二波，取得发展并逐渐超过官员主导企业。在日本、土耳其等转型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最初是政府主导，随后民间完成接棒，进入更加自由的经济时代。
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洋务企业，而在于第二波的民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完成接棒，而它们跟不上的原因也不是由于洋务运动，而是大部分集权制官僚仍然无法按照新商业模式转换头脑，因而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没有得到充分的时间，这也是问题之一。如果整个转型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等大部分思想守旧的老人死去，新上台的年轻人主导了政治进程，随后的转型会更加顺利。
如果要持续更久，就必须保证政治上的稳定性。同治时期，中国财政的稳定已经有助于王朝的持续，然而，新到来的中日甲午战争打碎了可持续的稳定。
甲午战争巨额的赔款，以及高昂的军费，终于让中国财政彻底失控。甲午战争之后的群情激奋，也已经让政府无法安抚民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化派与保守派都向更极端的方向演化，保守派默许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再次重创了财政平衡，清政府再也无法从巨大的失衡中脱身。
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在和平时代，对历史演化影响最大的是财政和经济。一个朝代创建后，最深层的需求是创建官僚体系来维持社会稳定，并创建财政体系来维持官僚制度，而金融垄断、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必然是政权所有者首先想到的几大手段。只有了解政权所有者的财政冲动，才能真正了解历史的走向。财政就是本书所选择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