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了成功所依赖的优势积累模式：何时何地出生，父母如何营生，成长环境如何决定了你在社会中是否能取得成功。另外还讨论了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传统和行为模式，在个人发展道路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本书也揭秘了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人们如何通过其特有文化取得成功；同时寻找如何巧妙运用文化传承特性使人们获得更大成功的秘诀。
沃尔夫和布鲁恩的研究结果使医学界最终认识到，孤立地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罗塞托的人们如何保持健康。这为医学界研究心脏疾病和健康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道路：那就是超越个人的范围寻找原因——要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要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状况，要追踪其家族渊源。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本书所讨论的异类，正是那些能力超群人士。
通过对杰出人士的人生进行分析——他们或技艺精湛，或才华横溢，或进取不息——我发现关于成功的传统观念存在根本性的错误。
关于成功人士，我们通常会问什么问题？我们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有怎样的个性，有怎样的心智，以怎样的方式生活，有怎样的天赋。我们通常认为，个体特征的卓越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异类》这本书中我想证明，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那些最终变得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
这种规律存在于每位精英球员的身上—40%的球员出生在1月到3月，30%的球员生在4月到6月，20%生在7月到9月，最后的10%生在10月到12月——这一规律最终决定了加拿大顶级冰球队的队员构成。
真正的原因是，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所依据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将会被分在同一组。也就是说，一个1月1日出生的选手，是在跟许多年纪比他小的队友争夺晋级权——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由于有将近12个月的年龄差距，球员之间在生理成熟度上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巴恩斯利指出，这种年龄偏斜分布主要是以下3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筛选、分组和区别训练。加拿大人在球员年纪尚小时就开始对他们筛选，进而优胜劣汰，将“天才”和“非天才”分组，给予“天才组”队员强化训练。最终，在以上3种机制共同作用下，生日靠近“年龄分组日”的球员获得了巨大优势。
学校教育体制也可以进行类似改革。小学和中学可以将1月到4月出生的孩子分在一个班，将5月到8月出生的分在一个班，9月到12月出生的再分在一个班。让处在同一发育水平的孩子们同班学习，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会增加一些管理工作，但实际上并不需要额外增加资金成本；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为那些承担现有教育体制缺陷（并非他们自己造成）的孩子们铺平未来发展的道路。
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 000小时。
表中有14个最富有的美国人竟都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9年间。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其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序曲正在奏响。旧时代的经济信条被打破，新时代的规则正在形成。这个表格说明，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
历史恰恰说明，那些获得特殊机遇眷顾的人们总能努力工作，并胜任使命；与机遇相伴的人总能取得非常的成就。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独特的成长环境促成的结果。
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孩子如果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作为对照，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
拉里奥把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风格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倾向于“发掘孩子的天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和技能”。作为对照，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策略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这些家长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儿。
拉里奥强调，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照她看来，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表总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拉里奥的话说，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他们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
弗洛姆的启示
启示一：身为犹太人的重要性
启示二：生育潮低谷之幸
简克洛父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乔·弗洛姆的飞黄腾达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时代。即便他天资极高，即便他的家庭背景得天独厚，他都不可能逃脱时代的局限。
“无疑，犹太移民在最恰当的时间，带着最好的技术来到纽约，”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说，“为了把握机遇，你必须拥有任劳任怨的美德，而犹太移民愿意苦干。他们愿意做自我牺牲，他们生活节俭，善于储蓄，对投资精打细算。但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就是，那时的服装业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正需要他们熟练的手工技术。”
路易斯在他每日18小时的工作中学到了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他学会了市场调查，学会了工业化生产，学会了与骄傲专横的北方佬讨价还价，也学会了如何与大众文化接轨，摸索最新的流行趋势。
同一时期来到纽约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大多没有从事城市经济产业的专门技能。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当佣人或建筑工人——这样的工作他们干上30年也不可能学到市场调查和工业生产的知识，更不可能摸索流行文化，或是与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北方佬谈判。
他们的工作是个复合体：结合了他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
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
如果给你两个工作选择，年薪75 000美元的建筑设计师工作和年薪10万美元但余生只能坐在收费站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猜应该是前者。因为做一份有创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关联性的最佳组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比金钱更重要。
只有艰苦从事没有意义的工作才称得上是艰苦工作。一旦这项工作变得有意义，它就会使你快乐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服装工业奇迹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在从事有意义工作的家庭中，成长中的孩子们获益最大。试想一下，波吉尼特的后代目睹了家族事业辉煌成长历程之后学会了什么。他们学到了将近一个世纪后9岁小男孩亚历克斯·威廉学到的一切——从事法律或医生职业从一开始就需要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努力工作，维护自己的利益，运用你的智慧和想象力，你就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们不难找到最优秀的律师的成功原因。
他一定生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时期，一定在纽约公立学校状况最好的时候读书，一定顺利地开始职业生涯。他应该是个犹太人，因此被城里的老牌律师事务所以“出身”问题拒于门外。他的父母一定在服装行业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父母将自主、复合、付出就有回报的理念传递给他们。他们上了一所好大学——当然未必是顶级学校。他在班里不必是最聪明的，但也是足够聪明的。
正像19世纪的企业巨头，20世纪的软件巨头都有一个最佳出生年份一样，纽约犹太律师也存在一个最佳出生时间。这个时间就是1930年。出生在那一年的人首先受惠于人口出生率低谷时代的各项好处。这个年份出生的人，到了1970年正好40岁，此时正值纽约法律界面临变革，开始了为期15年的企业并购黄金时代。而此时的“白鞋公司”律师们却任由机会流逝。如果你想在这一时期成为纽约大律师，圈外人的角色对你有利，父母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对你有利，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你也有利。但是如果你同时拥有这3条有利条件——外加聪明才智与驱动力——那这些优势形成的力量将势不可当。这就好比你立志成为冰球运动员，又恰巧生于1月1日。
游牧文明和耕种文明大相径庭。从事耕种的农民能否活下来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而从事游牧的牧民则更多依靠自己。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的庄稼一夜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盗贼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地里所有庄稼全部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个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所以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荣誉感在男性那里占据存在感与自我价值的中心。
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用这个维度衡量，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美国。难怪美国是世界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不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处于该维度中的另一端，集体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危地马拉。
语言结构的差异，意味着亚洲儿童学习数数要比美国儿童快。数字系统的逻辑性同时也意味着，亚洲儿童在进行数学基本运算的时候更容易。
在数学方面，西方孩子直到三四年级才开始自觉学习。弗森认为，之所以要用自觉一词，是因为英语的语言系统的确使数学看上去不太合情理；他们的数字结构比较笨拙，感觉过于随意，因此对于小孩子来说难于把握。
作为对照，亚洲学生对数学就不会感觉那么迷惑。他们凭脑子可以记住更多数字，做算术速度也更快。他们的语言对分数的表达就体现了分数的本质——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们更倾向于喜欢数学，正是因此，他们在上数学课或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会更努力一点。这样他们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因此在数学学习方面，亚洲人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势，这种“内在”优势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优势。
现代商业飞行中根深蒂固的韩国民族性。
从历史来看，西方农业发展模式是“机械导向型”的。在西方，农场主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出，就需要购进更多高新技术设备，如拖拉机、打谷机、压捆机、联合收割机等，用机械代替人力。有了机器的帮助，付出等量劳动可以耕作更多土地，农场主们进而开辟更多耕地。但是在中国或日本，农民们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农业机械设备——还有，中国或日本的确已没有更多土地可以转化成新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要想增加产出，只能依靠更熟练的耕种技术，更精确的耕种时间，以培育更优良的水稻品种。
有专家估计，从事水稻耕种的亚洲农民一年的工作时长约为3 000小时。（是以前法国的2-3倍）
想象一下珠江三角洲农民的生活吧。每年3 000小时的工作量是超乎想象的，农民们时常要在烈日炎炎之下，在稻田里耕种、除草。
以这种强度的劳动为职业的农民们会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呢？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与投身纽约制衣业的犹太移民很类似。他们都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首先，种稻农民的劳动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确关联。他们在地里干活越卖力，收获也越大；其次，他们的工作由一系列复杂工序组成。种植稻米并不仅仅是春耕秋收这么简单，它还要求农民们从事农产品及农用物资的买卖，他们要有能力调度全家劳动力参与劳动，同时要在选种、维护排水系统以及协调第一次收割与第二次播种关系上开动脑筋，并全力以赴。
更为重要的是稻米经济的自主性。在欧洲，本质上来说，农民都是贵族地主土地上的农奴。然而在中国和日本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封建系统，因为这种封建系统不适应稻米经济模式。稻米种植的过程复杂而繁琐，没有哪种封建系统可以长期精确控制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实际上到14世纪至15世纪，中国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主对佃农只收取固定利率的地租，生产活动则是由农民自主决定。
“水稻种植的关键是，你不仅要付出大量劳动，操作时还要严格精准。”历史学家肯尼斯·帕默朗茨说，“你必须加倍小心，灌溉前地面一定要平整，如果有一点不平的话，也会大大影响产量；同等重要的还有稻田的蓄水时长；另外幼苗是否严格按照相等间距排列成行也会极大影响最终产量。这不像玉米种植，只要在降雨季节来临之前播下种子就万事大吉，稻米种植需要农民精准控制一切要素。为了适应水稻种植的特点，地租制度要保证丰收之年让农民也能增加收入，以此激励农民。这一制度就是固定利率地租，地主们会说，无论丰收与否，我只收定量的粮食，如果今年丰收了，你们的余粮也多了。水稻种植不适宜使用像农奴制或工资制这样的生产形式，因为这些制度下很难保证劳动者有真正的热情和责任心，促使他们精准控制大米生产的每个环节。”
很显然，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总被认为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人。他们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看法而备感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化的标签是某种轻视的表现。然而亚洲学生依旧视努力工作为美德。
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亚洲人在许多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尤其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自己天生就擅长数学。然而只有一部分人有这种能力，另一部分人则没有。但对于舍恩菲尔德来说，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只要你有意愿，你就能驾驭数学。这也正是舍恩菲尔德向学生传授的思想。成功就是坚持不懈，就是顽强不屈，就是别人花30秒钟就放弃的事你却花22分钟去思考的坚定信念。只要组织一班有蕾妮精神的学生，给他们提供地方，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在数学上钻研，他们就能取得长足进步。想象一下，在一个人人都有蕾妮精神的国度，人们的这一品性发源于其文化本身，正如“荣誉文化”植根于坎伯兰高原，那么这样的国度的人们就不可能不擅长数学。
亚洲人的这种世界观形成于稻田之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每年种植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时间很短。事实上，稻米的营养成分主要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人们耕种的次数越多，收割的粮食也越多。
但是西方农业却恰恰相反。无论是麦田还是玉米地，每隔几年必须休耕，否则土地很快会贫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会减缓春种秋收的节奏。据此，教育改革者对学童大脑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规范的时候，人们通常遵循与此类似的其他规范，而他们只知道小麦的种植需要休耕。所以，头脑即便需要耕耘，也不应过量，否则就会贫瘠。如何避免大脑贫瘠？那就是将暑假假期延长——这项美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只要没开学，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任何长进。而富人家的孩子暑假期间阅读成绩跃升了52.49点。事实上，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内形成的。学生无论贫富，经过同等努力，成绩提高的幅度是一样的。
忽然之间，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拥有优势的根本原因浮出水面。在亚洲，学校的暑假并没有那么长。为什么？因为，凡是崇尚勤奋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会让学童随随便便放3个月那么长的暑假。美国学生每年在校时间平均为180天，而韩国是220天，日本则是243天。
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学校，而在于美国的暑假制度不科学。
“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们。对于加拿大的冰球运动员来说，生于1月就是他们进入全明星队的机遇；对于甲壳虫乐队来说，汉堡之旅就是机遇；对于比尔·盖茨来说，特殊机遇就是生在正确的年代，并在初中时代就获得电脑终端；对于弗洛姆和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行的创始人来说，机遇是多重的：他们生于正确的年代，有着能给他们最勤勉激励的父母，他们拥有少数族裔身份，这种身份帮助他们在纽约其他传统律师事务所涉足公司并购官司以前，就已在这个领域实践了20年；最后是大韩航空，直到公司帮助飞行员突破原有文化禁锢，他们才最终扭转局势。
无论是冰球运动员，比尔·乔伊，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常之辈，都无法目空一切地说：“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类的一般经验，他们的成就绝非石破天惊也非神秘莫测。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我外祖母的曾祖母在阿利盖德庞德渔村被买下。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她的儿子约翰·福特因此获得肤色优势，从而摆脱了奴隶身份。西印度群岛的独特社会结构将“走出去”的文化传递给我的外祖母黛西·福特，并在她身上培育了杰出个性，这种杰出个性发扬光大，最终惠及我的母亲。而我母亲之所以受到良好教育，得益于1937年动乱和中国人商店强森先生的勤劳与积累。这正是历史给予我家族的特殊眷顾——假如杂货店老板的襄助，社会动乱的余波，“走出去”的文化，以及肤色特权优势惠及更多其他家族，那么现如今，将会有更多人实现自我，在他们漂亮的山顶别墅优雅静观这喧嚣的尘世。